曹剑盾：周代中原礼乐文明
中原具备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处于南北交通以及东西交通的会合 spot，是八方辐辏的地方。从龙山晚期开始，中原一直都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殷周革命过后，以周公作为主导的统治阶层开展了一系列礼乐制度建设，确立了“郁郁乎文哉”的那种礼乐法度咧，新兴王朝的政治典章、礼仪制度渐渐地完备起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宗周社会形成了崇文尚德、重视礼乐文教的文化风尚。中原地区因为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地位和地理位置，还成为了礼乐文明的渊薮以及多元文化的熔炉。
中原地区乃礼乐渊薮
在殷周鼎革之后，周王朝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先是东征夷，后营建成周洛邑，接着分封建卫，还制礼作乐，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以中原作为中心的。而中原正是周王朝经略东方时的政治重心所在。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当中记载着这样的话语：“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这里面所说的“中国”指的是伊洛地区当中以成周作为中心的区域。此铭充分表明了中原乃是“天下之中”，是周王朝治理天下的关键枢机所在。成周洛邑建成之后，成王在这个地方举行了盛大无比的礼典，要向天下宣示文德，于是洛邑就成为了四方诸侯云集前来朝会的政治中心。周平王东迁之后，洛邑的政治地位，日益呈现出增强的态势，《国语·周语中》记载周定王讲戎狄是“适来班贡”，这表明在春秋时期，洛邑依旧是周边异族前来朝贡的那个政治中心。伴随周王朝政治重心向东迁移，礼乐典籍聚集在洛邑，洛邑更成为文化中心以及礼乐渊薮，历史记载孔子曾特意前往洛邑向老子请教礼仪。从20世纪50年代起始，考古人员于洛阳王城的东部、西部、中部等地方发现诸多贵族墓葬以及陪葬殉马坑等，出土了大量青铜礼乐器和玉器。2002年7月里，于洛阳河洛文化馆场工地那片区域，发现了397座东周时期的墓葬，以及18座车马坑，在这些当中，发现了由六匹马驾驭的所谓“天子之乘”。除此之外，在王城东北部地方出土了“繁阳之金”剑，还有“敔王夫差之元用”剑，于王城之外出土了齐侯嫁女给王室时的媵器齐侯鉴。这些考古方面的发现显示说明，东周洛邑占据着文化中心的地位，依旧有着其政治以及文化方面的影响力，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这种传统的政治观念仍旧具备合法性 。
夏商周这三代的礼，是那种“经国家，定社稷”，用来纲纪政治社会秩序的道德准则，还有规章制度以及礼仪程式。存在着“器以藏礼”的情况。两周时候的礼乐制度，在考古学方面主要体现为青铜礼乐器，还有玉礼器，是车马及车马器等“仪式性的徽章与道具”，周代针对这些有着严格的礼制规定。周代贵族各个等级之间存在着严格的政治隶属关系，不同层级的贵族其礼仪法度、名物度数都有相应规定，《左传》庄公十八年讲：“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指的是彰显贵族等级尊卑的名物度数、礼仪法度等的礼数，《左传》宣公十二年讲的“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私，礼不逆矣”就是这个意思。《左传》隐公五年提到：“居将要把百姓纳入规定事物的范畴。所以讲事以度轨量为是轨，取材以章物采为物。不轨不物，叫做乱政。乱政频繁实行，因此失败。”这里讲的轨，是指礼仪法度；物，是指显示身份地位的服物采章。《左传》桓公二年提及，言说君主之人，将要彰显美德杜绝错误啦，其中那关于德的方面，要保持节俭进而有一定限度，提升降低有着一定计算标准，用各种礼法器物来记载它，用声教文明来发扬它，以此来面对百官，百官在这种情况下内心戒惧担忧，并且不敢轻易有所违背，此处所讲的度、数、文物、声明等啦，全都是用来展现等级差异的各类礼制规定，它们还具备“昭德塞违”也就是彰明美德且杜绝错误的功能。《左传》定公四年记载，从先王的角度来看，那是崇尚美德的，往昔周武王战胜商朝而后克商成功，周成王平定局势，挑选推举贤明有德之人，旨在守卫并捍卫周朝，还提到，这三人都是叔父辈，但又有着美好品德，所以通过分赐礼品来彰显他们。周初分封之时，诸侯受封得以获取土地、“分物”的缘由与依据乃是拥有令德，诸侯所受赏赐的备物典册、礼乐彝器等具备彰显明德的功用。周代依据德来授予爵位，德与爵是一体的，爵能够表征其德，有德才会有爵，也就是所谓的“爵不逾德”（出自《左传》）成公十八年，“爵有德且禄有功”（源自《礼记·祭统》）。与爵位相对应，车服、旗章、彝器、玉瑞等物章都有礼制方面的规定，用以体现贵族阶层身份等级地位的差异与其职责，但在宗周社会，它们更有着表征、彰显贵族令德的功能。
于贵族墓葬里头，随葬的铜礼器，在数量多少方面，在文质以及组合等方面，均标志着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矣，而其中最能够体现墓主人地位的，乃是铜鼎的数量。于考古学范畴里，于一个墓葬当中所发现的一组鼎之组合，该组鼎形制相同，纹饰相同或者基本保持一致，且大小按顺序依次递减或者相同，这般的组合被称作列鼎。铜鼎常常会与铜簋相互搭配，鼎是用来盛肉的器具，其数量是奇数；簋则是用以盛黍稷等饭食的，其数量为偶数。按照后人所做的考证，通常来讲，在祭祀、宴饮等情形之下，天子会使用九鼎八簋，诸侯会使用七鼎六簋，大夫会使用五鼎四簋，上士会使用三鼎二簋，下士会使用一鼎二簋。事实上，就算同样身为诸侯，其使用鼎的数量会因为其国家的规模大小以及爵秩的差别等级而存在不同，比如说，三门峡虢国墓地的国君墓葬，全部都是7鼎墓，而平顶山应国墓地的国君墓葬，全部都是5鼎墓。虢国属于大国，爵位比较高，所以虢国国君使用鼎的数量明显相对爵位较低、国家较小的应国国君更为丰盛。并且，国君夫人所用鼎的数量相较于她丈夫所用鼎的数量而言，是要削减等级降低规格的，比如说，虢国国君夫人的墓葬，随葬着5件铜鼎，应国国君夫人的墓葬，随葬着3件铜鼎，都比她们各自的夫君用鼎数量要少，这体现出了男女尊卑的不同差异。
周代时，钟、磬这般的乐器被称作金石之乐，它们是属于高规格的乐器，周礼极其严格地要求不同层级的贵族运用契合其等级身份的乐悬制度，所说的乐悬，是指那种必须悬挂起来才可进行演奏的钟磬类大型乐器，这当中涵盖甬钟、钮钟、镈等钟类以及磬（特磬或编磬）等玉石乐器，虢国国君墓都随葬有铜编钟（都是8件为一套）、铜钲（1件）以及石编磬（9件一套），太子墓却没有铜编钟，仅仅随葬有铜钲1件以及分成二套的石编磬20件。应国墓地里头，铜编钟跟石编磬，仅仅是在个别国君的墓葬当中才能够见到，当中有一座处于西周晚期的应侯墓，随葬着7件铜编钟，而多数的国君墓，并没有编钟随葬。
虢国墓地发现有大量玉器，应国墓地也发现有大量玉器，虢国墓地与应国墓地的国君以及国君夫人的胸前，大多都有一组多璜联珠组合玉佩，虢国墓地有七璜联珠组合玉佩，虢国墓地有六璜联珠组合玉佩，虢国墓地有五璜联珠组合玉佩，并且虢国墓地有较多动物形玉佩，应国墓地除了有五璜联珠组合玉佩，应国墓地有四璜联珠组合玉佩，应国墓地有二璜联珠组合玉佩之外，还出土有虢国墓地所缺少的七列串珠组合玉佩，还出土有虢国墓地所缺少的十列串珠组合玉佩，还出土有虢国墓地所缺少的二十列串珠组合玉佩，但是应国墓地动物形玉佩较少。多璜组合样式的玉佩，有着用来表征国君或者国君夫人身份地位的功能，就好比虢季墓随葬有７件列鼎，同时还伴有七璜连珠样式的组合玉佩；虢季夫人墓随葬有５件列鼎，并且伴有五璜连珠样式的组合玉佩。像这种多璜组合而成的玉佩，其他地位稍微低一些的贵族哪怕是太子也没有权利享用。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组合玉佩的兴起和贵族崇尚文雅之风有着紧密的关系，它的主要功能是在行礼的时候调节步速的缓急，从而展现出优雅的仪态，以此来增加贵族的威严仪表，它是两周时期礼乐文明所产生的结果。
多元的礼乐制度与一统化文明进程
西周时分封的诸侯国大多处于华夏文化圈以内，特别尤其是在中原殷商原本的地域，除开姬姓诸侯以外，周人还对一些先代圣王的后代进行了褒封举动，比如说封赏虞之后代于陈（现今河南淮阳这个地方）、夏之后代于杞（现今河南杞县所在之处）、商之后代于宋（现今河南商丘这一位置），号称称作“三恪”。为以便能够表达出对先圣王后代的敬重之情从而去笼络他们的心意，周王朝还给予给那些被褒封的国家一些在礼乐制度方面的特殊优厚待遇。《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所记载：“宋，作为先代之后，在周这里是被视为客的存在，天子有相关事务时会给予膰这种待遇，有丧事时要行拜礼。”。殷商后裔的宋国，能够使用商王室沿袭下来的天子之礼乐，周人以宾客之礼相待于它呀，进而获得一种极为重大的礼遇喽 那么，《左传》襄公十年记载说 诸侯中的宋国、鲁国 于此进行观礼呢 宋国始终保留着殷商的礼乐以及典章文物 并且可以运用天子之礼乐 所以 将诸侯吸引到那里去观礼啦 春秋时期 宋国宫廷在祭祀、燕飨的时候 依旧沿用殷商的桑林舞 又《左传》襄公十五年记载 宋公在楚丘宴请晋侯 还让请用桑林舞 舞师举着旌夏旗 晋侯害怕继而退入到房内呢 。源于商人的桑林乐舞，是天子所用的乐舞，宋国国君用它隆重款待晋侯，然而桑林乐舞奇特恐怖，以至于使晋侯受到惊吓。除了宋国，杞国因其先王后代的身份在礼乐制度方面享有一定的优待。《礼记·礼运》记载：“杞国举行郊礼，祭祀的是禹。宋国举行郊礼，祭祀的是契。这是属于天子的祭祀职守。”郊礼是天子的礼仪，杞国因为是前代圣王的后代，和宋国一样，也能够进行郊祀祭天。
从稳定局势、笼络人心角度出发，周人针对一些异姓邦国或者前朝遗民，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举措即如《礼记·王制》所记载，允许它们在一定程度内保留自身的礼俗，像宋国在祭祀之时依旧沿袭殷商“尚声”的风气。《诗经》里面《商颂》的五篇是宋人宫廷祭祀乐歌，其风格跟体现周礼风格的《周颂》不一样。《商颂》铺陈乐声之盛大，却缺少酒食之飨宴；《周颂》节奏舒缓，可烘托宗庙之祭的庄重、肃穆氛围，用以展现祭祀者内心的庄重、诚敬之情。《商颂》的诗句，有着铺陈排比的特点，它着力去夸耀先祖的武功，颂扬先祖那种开疆拓土的武力。这些对于先祖武功的夸耀，和《周颂》重视“文德”，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宗庙祭礼当中，宋人祭祀崇尚声音，重视乐舞去娱神，期望以场景宏大且热烈的乐舞鼓声去取媚其先祖，缺少周人向内心收敛、追求懿德的文化心理。再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分散在各地的殷遗民，仍然保存了旧有的宗族结构以及文化传统。河南出土的周初青铜器里，殷系青铜礼乐器有着很大的比重，并且铭文中的称谓啦，再来说这天干记名，还有那族徽等方面，实属殷人之礼俗，明显的是殷遗民所制作的器具。鹿邑县太清宫西周长子口墓，墓里面殉人数量是13个，墓的底部中部存在殉人与狗的腰坑，这可是典型的商人葬俗。出土的青铜器有尊、觯、觥、觚、爵、角、斝等酒器，包括编铙、骨排箫等乐器。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墓主人应当是殷遗贵胄。浚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内出土的周初青铜器群当中，部分器具带有殷商族徽。在鹤壁庞村西周墓出土的父乙觯，以及鱼父乙铜卣等物品，同样具有显著鲜明的殷商遗留风格。除此之外，于河南方面，郑州洼刘遗址、上蔡田庄、鲁山仓头、襄县霍庄村、信阳浉河港等地，都曾经出土存有浓重晚商风格的青铜礼器，或者发现存在殷遗风格的墓葬。这些考古所发现的情况说明，殷商遗民的丧葬、祭祀、燕 饮等行为依旧采用殷礼。而处于东南方向的陈国，因为会受到南方文化的影响，巫鬼隆祀的风气较为兴盛。《毛诗·陈谱》表明，陈国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喜好巫觋，热衷于祷祈鬼神以及歌舞之乐，民俗受到影响因而如此，《汉书·地理志下》也这样说，称那里妇人地位尊贵，喜好祭祀，任用史巫，所以其风俗是巫鬼盛行 。春秋时期，陈国受楚国影响颇为显著，《国语·周语中》提到，陈是我大姬的后代 。抛弃衰冕而戴上南方样式的帽子以出行，这难道不是轻慢常道吗？这又是违反先王法令的行为 。陈人在表征华夏礼乐文明的衣冠方面追随楚国风俗，其礼乐制度和周礼应该存在一定差别 。
两周时候，处于中原的杞国、宋国、陈国等异姓诸侯，还有一些殷商遗民、前代之后，它们各自有着礼乐文化传承，并非全都采用周礼，进而致使中原地区各诸侯国的礼乐制度展现出多元的面貌。
周初分封之后，中原存在着数目众多的邦国部族，在天下共主构建的政治格局范围之内，开始了关乎文化的整合以及交融，进而对华夏文明一统化的进程起到了促进作用。周人十分看重借助礼乐文教来实现对天下的教化，采用推行礼乐文教、文化融合等一系列手段，把周礼传播迁移到各个地方。所以，西周时期的分封实际上也是一种具备特殊形式的“文化殖民”，它把周人的礼乐制度以及意识形态，推进渗透到各个封建的国家以及周边的异族，借此确立周礼在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导地位。西周王朝秉持以德燮和天下这样的德治策略，对各地文化风俗予以尊重，开创了“怀柔远人”的德政传统，开创了“柔远能迩”的德政传统，开创了“兴灭国继绝世”的德政传统。周王朝遵循“耀德而不观兵”的理念，遵循“以文修之”的理念，尝试借助礼乐道德的力量，运用怀柔手段去整合天下诸邦，维护天下一家的王权秩序。在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意识情形之下，华夏各个国家维持住了对周王室的政治领域认同，將其奉为天下共同的君主；于礼乐文明的空间拓展发展过程当中，周王国借助各种各样的礼典去强化亲亲尊尊此类、孝悌、尊老这般的伦理道德方面规范，周礼以及周礼所蕴含的意识形态被各国贵族阶层认可并且照着去做，这便是所说的“王化”。礼乐政教的推行举动，推动了周王国一体化的文明化发展进程。历经宗周社会长达几百年的礼乐文化熏陶，不同的族群进一步地融合，各个诸侯国彼此之间的文化同质性日益趋向于加强，既不是华夏诸侯国对“德礼”政治模式以及周礼形成了深度层次的认同，也不是华夏之外的族群对周礼文教产生了共同一致的文化认同 。
从考古学角度来讲，在西周中期往后，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面貌愈发趋向于统一，周礼风格的墓葬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青铜礼器同样具备高度的统一性。殷商风格的腰坑、殉人等礼俗基本上消失不见；青铜器上以天干命名、族徽等殷商时期的旧俗也极为少见。特别是作为礼乐文明象征符号的青铜礼乐器，它的形制具有典型的周人风格，纹饰具有典型的周人风格，铭文也具有典型的周人风格，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如，上海博物馆有收藏西周晚期时的陈侯簋，此簋乃是陈国国君为女儿出嫁而特意给自己女儿铸作的媵器，不管是其自身的器形也好，还是上面所雕刻的纹饰也罢，都属于典型的周风格样式，这表明，依靠经过长时间的联姻、聘问等各式各样的交流方式；中原地区诸多国家里的异姓诸侯已然遵循周礼，其原本所拥有的文化传统也已经被周人给同化了。河南伊川徐阳村新近发现了戎族墓葬群，从墓葬风格来看，其仍保留着部分本族之俗，然而随葬的青铜礼乐器、编磬、玉璜、玉扳指等物品明显属于周礼文化系统，这表明这些异族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周礼，周人的礼乐制度对其渗透浸淫颇深，上层贵族文化已然华夏化。这些文化现象既是周王朝在各诸侯国推行周礼文教的结果，同时也是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
在经历了西周社会长达几百年时间的德礼政教以及文化融合之后，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已然形成的，具备高度政治以及文化认同的华夏文明共同体，其中，中原文明成了这个共同体的核心，并且，礼成为了华夏文明共同体进行自我认知的关键所在。
同的文化符号，礼乐文明也成为共享的文化模式。
（作者：曹建墩，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